1984年，我 50歲，被調(diào)回市行，正值人民銀行和工商銀行分家，我選擇在人民銀行工作。
1983年父親平反，人民銀行牡丹江分行的領導比較重視我了。我直接被提升為國庫科科長，沒有經(jīng)過副科長階段，我又不是黨員，單位領導挺同情我的。1983年，父親平反以后，我還寫過幾次入黨申請，想想都快退休了就放棄了。
國庫科就是負責把牡丹江地區(qū)的稅收匯總，上交省庫，一級一級上交。
我當國庫科科長的時候，有一次行長掛電話給我，讓我到行長室去談工作。我推門進去的瞬間，行長辦公桌上有一盆月季花，“啪”地一聲，花蕾全開了。當時財政局長和稅務局長都在辦公室，他們都嘖嘖稱奇。從此以后，大伙都說我人見人愛，花見花開。“我這人沒有壞心眼，人緣好。”
1987年，我去北京開國庫會議。
人民銀行北京總行成立國庫司，要召開全國國庫會議。省行決定讓我去北京參加這次會議。在北京國庫會議中途，我接到單位同事打來的電話，說我小女曹悅考上東北財經(jīng)大學了，錄取通知書寄到了我單位，向我表示祝賀。我高興啊，參加國庫會議的同事們向我表達了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祝福：“了不起，將來接班當行長啊。”
80年代是真正崇尚知識的時代，是充滿理想的年代，大學生是真正的天之驕子，國家包分配，考上大學就意味著美好的未來。當年的祝福之語竟然成了事實，“不過小悅更牛，當上了外資銀行的行長。”
“現(xiàn)在我尋思著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都好啊，海闊憑魚躍，天高任鳥飛，只要自己肯努力奮斗就沒問題，那時候你想飛也飛不高，想游也游不動，‘階級斗爭為綱’，地主成份、歷史反革命子女的身份，讓我一輩子受限。”
同時，我在北京開國庫會議期間，我老姨的孩子江耀林，也是我的表弟，開自己的小汽車到人民銀行總行看望我，和我一起開會的同行，熟悉的還是不熟悉的都很驚訝，因為那時有私人小汽車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。
2022年，江耀林和我舅舅的兒子見面了。后來，我舅舅的兒子給我來電話（我們經(jīng)常有聯(lián)系）。
我們聊天差不多以后，他換了個電話繼續(xù)和我聊，電話那頭出現(xiàn)這樣的聲音：“你猜我是誰？我是耀林啊，江耀林啊……”
“哎呦，從1984年在北京開國庫會議我們見過面，到現(xiàn)在我們一直沒有聯(lián)系，時間過得真快，他現(xiàn)在也六七十歲了。我在電話里問他現(xiàn)在人在哪？他說在北戴河度假。北京的老干部、大干部都會到北戴河度假。”
老姨夫的名字我實在想不起來了。
大概在1936年我爺爺被日本人殺害的那幾年，因為老姨夫的爹做地下抗日工作，也被日本人殺害了。解放后老姨家被評為烈士家屬，享受烈士家屬那樣的待遇。后來他們?nèi)叶歼w到北京了，孩子們都沾光，國家給安排工作。
“在北京生活多好啊，挺有地位的。而我們家一直默默無聞，根本沒人管，我也不知道為什么。”
“我1991年退休。1991年至2002年，我返聘到鏡泊湖療養(yǎng)院工作了11年，那兒工作輕松，環(huán)境也好，有時還打打麻將啥的，于2002年，66歲的時候完全退休了。
我退休以后，有一次我們銀行管人事外調(diào)的干部對我說：“岫巖，你可真掉到地主窩里了，你家是地主，姥姥家、姑姑家和舅舅家全是地主。”原來在60年代的時候，單位秘密調(diào)查我的家庭背景，我蒙在鼓里，全然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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